 |
| Richard A. Burridge Dean of King's College |
 |
| Imitating Jesus |
Richard A. Burridge. Imitating Jesus: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New Testament Ethics. 2007.
Review on 2011/08/01
這本書的書名Imitating Jesus: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New Testament Ethics就顯出Burridge的兩個核心論點：首先，他論證新約倫理的判準應該是效法耶穌（imitating Jesus）；再者，效法基督即是效法祂對罪人的接納，而成為一個包容的群體（inclusive community）。
在第一章中，Burridge回顧新約倫理當前的討論，指出僅有少數學者嘗試將新約的倫理素材和當今議題連結，並傾向不以耶穌為起點（如Hays）。他認為學界錯誤地未將關注放在體裁（genre）的問題上──新約文本並非倫理作品或道德指引（16）。這便引入Burridge的論述：首先，Burridge回應Hays的著作[1]，認為新約倫理必須以「耶穌事件」（event of Jesus）為起點（21）。第二，他將此議題與自己討論福音書體裁的博士論文What Are the Gospels? (2004, 2nd ed.)相連結。他延續前作的論述，認為若欲合宜地處理新約文本，則必須認真看待體裁的問題，即是除了作者和讀者的面向外，應給予「文本」足夠的尊重。福音書應當被視為當時希羅世界的傳記（biography），為要傳述耶穌的言行。換句話說，基督論（Christology）是詮釋福音書的鑰匙（23-5）。若將此方法論運用到新約倫理的建構上，Burridge提出兩點應用：第一，傳記體裁迫使我們不單關注耶穌基督的倫理教導，也同時要關注祂的實際行動。第二，當時的傳記體裁的目的是要求讀者仿效主角。（25-31）
因此，Burridge據此論述來建構他的新約倫理。由第二章探討歷史的耶穌開始，依大致的歷史時序探討保羅（第三章）、馬可福音（第四章）、馬太福音（第五章）、路加福音－使徒行傳（第六章）和約翰福音（第七章）。Burridge選擇以歷史的耶穌為新約倫理探索的起點，以他自己的比喻來說，就是要從考古挖掘的最底層出發（34）。他依循第三次尋索的軌跡，將耶穌置於一世紀猶太教脈絡下，以真實性判準來從福音書中找尋歷史耶穌的言行。一方面，耶穌的倫理可以從祂的教導著手，包含：上帝國、終末色彩、回應的要求（跟隨我！）、建構新群體、愛的雙重誡命，以及各樣實際倫理議題（如婚姻、財富、暴力、權力等）。另一方面，Burridge特別強調將耶穌的踐行作為倫理典範的重要性，認為當時對於耶穌最顯著的描繪是「罪人的朋友」，他打破了當時的社會邊界，接納不值得接納的人，同時耶穌的赦免也帶有悔改的面向，期待罪人回應祂的邀請，成為門徒，跟隨並效法祂（72）。
第三章Burridge討論保羅究竟是耶穌的跟隨者或新宗教的創始人。他首先探討保羅的基督論，認為這是理解保羅神學的核心，並認為其倫理觀是「基督中心的倫理」（Christ-centred ethics）（89）。在簡要討論保羅書信的特色和背景來源後，Burridge接著將注意力放在保羅的倫理觀上。首先，他論述保羅的倫理是其神學的一部分，彼此不可分割，並蘊含終末的色彩（between the times），並討論了「在基督裡」和indicative/imperative間的張力。再來處理愛和律法，Burridge認為在保羅的倫理觀中，愛是最大的誡命，也是倫理的最終判準（107-8），愛成全了律法，而這樣的愛並不是「什麼都好」，而當順從「聖靈的律」。第三，Burridge嘗試處理保羅在面對眾教會不同倫理議題時的回應，包含權力、女性、婚姻和性、金錢和貧窮，以及Haustafeln。他認為保羅在書信所做的，是將他的神學原則運用在實踐之上，是種「過程進行中」（work in process，117）的嘗試。簡言之，保羅是位富含創造力的神學家和牧者，他並未給予明確的倫理規則，而是透過其神學和基督論的反思，來給予處在終末世代的群體牧養上的建議（138）。最後，Burridge處理保羅和耶穌的關係。他認為雖然保羅熟悉耶穌的言行，但他更在乎的是將耶穌基督視為基督徒生命的典範（142）。如保羅所言：「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」（1Cor 11:1）另外，他也論述保羅對「罪人」的態度，Burridge認為保羅不像乍看之下的嚴厲，而是要求效法耶穌接納他者的踐行，顯現在他開闊的教牧關懷實踐之上（148）。因此，保羅仍對他者開放，要求群體成為顧念他人的群體（153）。
第四章Burridge處理馬可福音（副標題：「為國度受苦」）。他處理四卷正典福音書的進路都相仿：(1)以基督論為切入點；(2)各卷福音書的背景和終末論；(3)律法和愛的關係；(4)實際的倫理議題；(5)跟隨／效法基督。Burridge認為馬可雖然缺少耶穌的倫理教導，從祂的踐行仍能看見豐富的倫理意涵──受苦和自我否認的倫理（166）。在馬可福音中，愛的誡命是耶穌與人衝突的高潮，祂的自我犧牲就是愛最好的示範（172）。在實際的倫理議題上，馬可[2]深受其終末論的影響，以極端的方式回應，因為上帝國的介入已成為每個議題的最高原則（172）。最後，馬可強調門徒是「混合的群體」，她／他們縱然受苦，但仍願意跟隨耶穌。因此，馬可的讀者不單應當跟隨耶穌，更該效法祂的言行、生死，及祂對他者的開放（184）。
Burridge接著在第五章處理馬太福音（「真正地成義」）。雖然馬太福音似乎富含倫理素材，但不能單專注於耶穌的言論（如登山寶訓），而必須放置在寬廣的脈絡下，同時兼顧其踐行。馬太勾勒出一位與我們同在的耶穌，祂總結一切以色列的教導，並建立一個真正的群體（199）。與馬可福音相仿，終末論同樣是道德行為判準的關鍵，Burridge認為，馬太的倫理核心是「在天國裡的公義」，登山寶訓可視為公義生活的憲章，是門徒依循的標準。而律法仍被持守，但須經過耶穌的詮釋，祂是比摩西更偉大的律法教師，是妥拉真正的詮釋者。最大的誡命仍是愛上帝和鄰舍。另一方面，馬太所強調的門徒，是一群縱然不完美，但仍決意跟隨耶穌的學生，她／他們效法耶穌，就是在效法完美的上帝。（222-4）
第六章是處理路加福音－使徒行傳（「一個普世的關懷」）。使徒行傳一開始所言「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」（Acts 1:1），清楚表明耶穌的言行是同等重要的。在本章Burridge的一個重要論述，是認為使徒行傳也理應被視為傳記式敘事作品（biographical narrative）來理解（229-30）。在將目光放在基督論上時，Burridge認為路加筆下的耶穌特別關懷邊緣人；在使徒行傳中，路加偏好使用頭銜來描繪基督論，並將聖靈視為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，引領門徒往普天下去傳揚福音。對路加來說，和馬太福音類似，終末論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它翻轉了世界的價值觀，強化了耶穌對窮人的倫理意涵。而路加對於律法的態度是複雜多樣的，包含正面和負面的描述，但不應該抽離傳記的脈絡來討論。在實際處理倫理議題時，縱然路加花了相當的篇幅面對貧富和邊緣人的問題，但他的核心仍然是愛，強調耶穌的普世關懷遍及每一個人。最後，Burridge認為路加著作非常符合其原則：耶穌是罪人的朋友，並強調邊緣人的跟隨。使徒行傳則描繪了門徒／教會仿效耶穌的言行，回應耶穌的呼召，效法基督。正如耶穌回答律法師的結尾：「你去照樣行吧。」（Lk 10:37）
在第七章Burridge處理約翰福音（「在愛中教導真理」）。在檢視基督論的議題時，他注意到約翰將「倫理化成為基督論」（293），所以雖然看似缺乏倫理教導，但實際上約翰卻透過刻畫耶穌基督這位神聖的愛，祂是帶領我們進入真理並住在愛中的關鍵，這一切都富含倫理意涵。（307）約翰強調已然的終末論，使得信仰群體當今就已活在愛中，應當遵守祂的誡命。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約翰對於猶太人的態度，則同樣應當放在體裁的角度下解釋，道成肉身的耶穌來到世上，一些猶太人接受祂，另一些拒絕，接受祂的人要遵行新的誡命：「彼此相愛」。如此一來衍生的問題是：這條誡命的範圍有多廣？（328）Burridge提醒縱然約翰看似描繪一個分別的群體，仍當記得耶穌是為了全世界而付上自己的生命（如Jn 1:29; 3:16）。當處及實際倫理議題時，確實約翰並未多有實際的倫理教導，而是依循神聖之愛的準則。最後，Burridge試圖要呈現約翰福音中的耶穌仍是罪人的朋友，道成肉身的愛觸及每一個需要的人。他也強調耶穌對於「其他羊群」的重視，認為約翰所描繪的群體仍是一個跨越藩籬的包容性群體。這位耶穌，同樣是門徒的榜樣：「我給你們作了榜樣，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。」（Jn 13:15）我們亦當效法祂，參與在永恆的生命之中。
在處理完上述的新約主要篇章後，Burridge以不多的篇幅勾勒其餘新約經卷對效法基督的強調，便進入他最後一章的主題：南非的種族隔離（Apartheid）。他企圖將此做為「測試案例」（test-case）或「思考實驗」（thought-laboratory）。首先，Burridge再次檢視學界的趨勢，探詢如何將新約聖經用在今日的處境。他認為Hays的四重步驟或許是最合適的方法，但也批評應當以基督論作為關鍵判準。（357-9）第二，他再次強調體裁是瞭解文本的關鍵，因而檢視Gustafson提出廣被接受的四種聖經素材：法條（rules）、原則（principles）、典範（paradigms）、象徵世界（symbolic world），並以南非的種族隔離為例。最後，經過四段詳細的比較，Burridge認為以上四種方法都有其風險，都可能使聖經遭到誤用和濫用（正如南非慘痛的例子所顯示）。因此，他認為應該將本書的兩大主要論證加入，以作為為倫理判準的保護傘。南非種族隔離後的經驗顯示，當群體容納更多不同的聲音，擁有自我批判的意識，則較能夠合適的將聖經應用在當今社會。再者，若將效法基督當成核心判準，則必然不會發生那樣的慘劇。所以，Burridge全書的論點便是：成為包容性的群體，跟隨和效法基督，是真正活出聖經的不二法門。
我認為Burridge的Imitating Jesus有幾項優點：首先，是他膽敢挑戰「回到耶穌」的新約倫理。就如書中回顧的學界趨勢，將「歷史的耶穌」作為新約倫理起點的嘗試，誠乃少之又少，多數學者視此為不可能之舉，或頂多如Hays般放置於附篇之中。因此，Burridge的這個嘗試，應當給予他該有的掌聲。再者，與第一點相關連的是，本書將新約倫理扣緊基督論，以此作為最重要的菱鏡來建構論述，正確反映了新約全書卷皆是圍繞著耶穌基督而形成。[3]第三，Burridge對體裁的重視和掌握，使得耶穌的言行得到同等的重視；而強調福音書作為傳記，旨在要求讀者回應和仿效，成功地搭建新約和現今世代的橋樑。第四，他處理經文的手法十分熟稔（尤其在探討福音書的篇章），平衡地運用各種鑑別學，刻畫出福音書及保羅對於耶穌的理解。最後，本書對於近年來英語學術圈的新約倫理研究，作了相當精要的整理，特別是因為作者的背景，使得普遍遭忽視的南非學者獲得當有的尊重。
但本書也有幾點可再深思及進一步研究之處。首先，「歷史的耶穌」是否當真必須是信仰群體倫理最根本的基礎？如Hays和Watson所批評，此舉仍受啟蒙運動影響，企圖在四卷福音書外另外構築「第五卷福音」。[4]第二，究竟Burridge所描繪的「罪人之友」耶穌是否真為「歷史的耶穌」？「包容性」這個新穎的詞彙真能套用在耶穌身上嗎？[5]第三，本書過於著重耶穌的接納和愛，似乎輕忽福音書中耶穌強調審判的面向。但是，上帝國的要求及終末的審判皆是耶穌教導中不可或缺的重點，這要如何與「包容的耶穌」相調和？第四，Burridge筆下的耶穌，在對觀福音中能找到的支持，比起在約翰福音中多得多，如何適切地對待第四卷福音書？最後，Burridge的「效法基督」和「包容性群體」對於實際倫理議題的應用，似乎未能有效的結合。盼望如他所言，在下一本書能包含此一區塊。[6]
總體而言，我認為Burridge的Imitating Jesus是研究新約倫理應讀的著作。Burridge勇敢地嘗試尋索耶穌的倫理，更是信徒值得效法的典範。本書替教會傳統中「效法基督」尋得一個現代學術的基底，拿撒勒人耶穌的言行仍可以是現代信徒靈性的來源。
[3] 如Markham就讚許Burridge是嘗試提供一種巴特式的閱讀進路。參Ian Markham, Imitating Jesus: reading the Eternal Word,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, 63(3), 331-5。
[4] 參Richard Hays, “Response to Richard Burridge, Imitating Jesus”, SJT 63(3), 331-5；及Francis Watson, “Can the historical Jesus teach Ethics? In response to Richard Burridge, Imitating Jesus”, SJT 63(3), 340-5。
[5] 參Markus Bockmuehl, “The Trouble with the Inclusive Jesus”,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33 (2011), 9-23。
